202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(一)

2022年10月29日 0 Comments

最近在知乎、微信公众号和专家会议讲话,都在预测明年国内外经济形势,有的人指出明年会更好,有的人认为来年会更糟糕,笔者综合分析上述观点及其理由,并给出个人见解,希望能帮助大家理解世界。

2021年11月26日,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紧急会议,会后决定将2天前南非上报的新冠病毒新变异毒株B.1.1.529列为最高等级的“值得关注”变异株,并将其命名为“奥密克戎”。Omicron较德尔塔变异毒株具有更多突变,可能引发更大的传播风险,以及具有更强的疫苗抗药性。从德尔塔毒株到奥密克戎毒株,新冠病毒的突变速度依然迅速,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新冠病毒继续肆虐世界各地,也意味着局部封锁与限制性流动将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流,世界经济的“暂停键”已经变为“慢放键”,但是慢放至何时,无人可知。

悲观情绪和缓慢恢复在世界各地并存。人们悲观是因为这场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而依然看不到停止的尽头,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疲态,减少消费,提高现金存握成为了当下人们的普遍共识,因此需求端减少(消费不振)也就成为一种常态。就像今年楼市的金九银十似乎不被提及,完全没有了动静。经济也是由于局部疫情影响而呈现出缓慢恢复的态势;当疫苗的注射没有达到群体免疫时(80%或85%),疫情的扩散风险还始终存在,带来的减速效果并未消失,只是被掩盖而已。

此外,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流动性密切相关,流动性降低也就意味着经济减速。例如我们出行、出差和出游等活动都是一种流动,在外的人都需要衣食住行,就会带动各地消费增长,从而刺激经济;现如今,各种核酸检测、健康码、口罩等出行必备条件,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区,导致人们出行预期显著下降,出行成本上升和安全性考虑降低了流动性的可能,在全世界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。

2020年疫情以来,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,各大央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支持,但随着经济的缓慢复苏,明年实行的货币政策会趋于正常化。孙玮指出在新兴市场里,有70%的央行会逐渐采取收紧政策。目前中国就已经表现出货币政策收紧的不良反应,大幅度去杠杆和一系列监管的重置,给中国今年下半年的经济产生了很多压力,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.9%,明显低于上季度增长,预计第四季度将更低。

各国政府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手段为:超发货币—投资与消费上升—收回货币(消化吸收完成)。一般认为超发货币必要引起通货膨胀,央行通过“放水”导致市场中货币量增多,单位货币可换取的特定商品数量减少,消费者会更多消费,生产者会加剧投资,多余的货币就刺激了“经济流动性”,经济由此而活跃。但是“多余”货币也必然会回收一部分,否则就是对国民财富的掠夺,政策收紧也是必要一环;世界在经历了2年左右的放水,可能在明年迎来政策收紧,根据知名金融机构的预测:世界经济跟今年相比,明年会放缓,从增长6.1%降至4.7%,全球经济将趋于正常化。

2021年的海运成本不断飙升,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逐渐复苏,航运需求激增,而航运能力却始终难以恢复到疫情水平。年中期时,由于国际物流很不稳定,很多商品从中国运到北美、欧洲,但是因为疫情冲击,集装箱堆积在码头上不能及时疏散,大量的集装箱压在进口国以后,空箱回不来,中国就因此出现了“一箱难求”的局面,国际物流成本上升的同时,运力也出现短缺,效率明显下降。航运成本上升和流动不通畅将影响经济的持续复苏。

此外,从疫情后的长期预测看,各国受疫情影响大概率会出于本国经济安全考虑,即产业链的安全性、稳定性,回迁部分产业,进而导致全球产业链加速调整。2019年美国开始的“退群”政策,使原先经贸领域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的情况发生了改变,美国通过芯片、软件等领域制裁、打压中国企业,在科技上形成了所谓“小院高墙”,试图遏制中国信息产业升级。在未来较长时间内,全球产业链的再调整将成为常态,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。

根据最新版《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》,过去一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为0.852%,跌破1%的整数关口,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.145%,两项指标均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,2020年结婚登记数为814.33万对,创下自2003年以来近17年的新低,且2021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出生率的加速下滑也为未来国内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,人口红利加速流失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负担。

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大基建计划,事实上导致了后来大面积产能过剩,我们国家才会推出“一带一路”和“供给侧改革”政策,以逐渐消化过剩产能,得到的教训是:搞大水漫灌不行,需要精准施肥。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,2009年“四万亿”刺激计划带来的政策性繁荣持续了仅仅两、三个季度,经济就又重新回到下行通道;2012年下半年又搞出了“四万亿2.0”,这次政策制造的景气持续时间更短,经济增长在2013年再次呈现下滑的颓势。上述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在一步步走低,基建带来的乘数效应在走低,并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,反而可能陷入“浪费”。

从主要平台经济企业看,企业发展多依靠商业模式创新而非技术创新。淘宝、滴滴和美团等互联网企业都起步于跟随策略,通过不断融资来逐渐壮大,借助于资本补贴来“纳新”扩充自身市场,形成新的消费习惯,事实上是新一代“中介”,这个中介更隐蔽、更强大。它通过自身的体量给供应商谈价、对消费者隐瞒,而从两者手中获取巨大利益,从事着风险小、回报高的商业活动,这也在逐渐养成一种惰性风气,即追求“快钱”。

随着互联网“纳新”的结束(互联网红利褪去),平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已然结束,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科技创新,而呈现的结果却是集体进军“菜篮子”,试图通过补贴烧钱,再造万亿市场,即垄断“蔬菜、粮油、猪肉”等行业。不在高、精、尖科技上比拼他国,而内卷至底层,加速中、低层失血,必然加剧国内矛盾,影响国家发展。

国家出手打击互联网教育、互联网垄断等,事实上在保存底部的活力,防止经济上层抽血过度而中、底层失去活力,无法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流动。对于资本逐利的良性引导,积极将其引向科技创新,加入世界竞争舞台,有助于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,提升综合国力。

黄益平指出美国大幅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国际经济波动,对其他国家主要有以下四点影响:一是大量的资本流入,二是市场利率下降,三是本币升值,四是资产价格是上升。国际大宗货物价格持续保持较高水平,极有可能是“放水”和“生产收缩”共同导致的,美元供应量增加势必导致购买力下降,制造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升,导致商品生产价格上升,但由于国内需求端的乏力,事实上商家面临不敢涨价的局面,形成一种“空转”现象。此外,美元超发的后果是全世界其他国家承受的,既使得美国用信用纸币换取他国商品实物,又使我们只能拿着一沓纸,大量的利益被他国占有。上述四点影响在我国都有体现,可能造成国内经济的各种风险发生,因此要积极应对,加速“去美元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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